哪里才是真正的理想居住地？带你感受不一样的养老院！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人来说，找到一个理想的居住地可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那么哪里才是真正的理想居住地呢？不知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困扰到你呢？

　　因衰老和疾病放弃生的希望是人类精神极端而普遍的状态，一家好的养老院恰恰能告诉你，当人进入这种极端状态时，到底是什么会让他走出封闭，重燃对生命的希望和热情，而这种力量或许恰恰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密码，也是最值得保护的东西。

　　今年5月，当我开始着手收集URBAN MATTERS居住案例的思路，探讨何为理想住所时，我从事建筑设计相关工作的朋友林播（化名）以一种特别的角度给了我启发。

　　林播的视角偏重哲学与人文，去养老院看看人在生命最后时刻最需要的是什么便是他给我的第一个建议。在他看来，死亡和衰老是人类终极命题，在那一刻，消费社会的种种欺骗已失去作用。当人返璞归真、剥离那些花花世界后，只需要去面对自己和生命时，流露出的终极需求到底会是什么？解决这一问题，关于“人最需要什么样的居住环境？”也将迎刃而解，衰老和死亡总在告诉我们那些也许我们遗忘已久、但却是生命密码里最本真之物。

　　“红日”便是我在林播启发下选择的养老机构，在为期5天的采访过程中，我去了红日在上海的两家养老院和南京的一家养老院，并在南京红日住了一个晚上。

　　这家养老机构成立于2006年，是上海第一家把“家”理念引入服务文化的养老机构。“家”理念既意味着要在养老院里为老人打造家一样的环境，又是一种对工作人员在情感上的要求。丁苗（化名）是位于上海虹口区红日家园老年公寓的护理总监。她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1年，工龄和红日的年龄一样长。“和老人成为家人”是包括她在内每个红日人常会挂在嘴边的话。之所以如此强调“家人”并非出于营销，而是对老人长达11年的密切相处和研究后确立的一种明确需求。

　　李宏（化名）是红日养老院南京银都分院院长，他告诉我，在老人护理上，失智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这代表老人饮食、排泄都开始需要人帮助，大大影响老人的生活质量。失智多发生在老人丧偶一年后，如果老人性格孤僻，之前没有参与过任何社区活动，那么他就很容易让自己的生活进入到一种有害的孤独和静止中。在这种静止中，他们的脑萎缩会加速，导致他们迅速失智，李宏告诉我。

　　“红日”工作人员发现：对老人健康影响巨大的是老人的精神进入到了一个封闭世界。封闭代表着对人世间的放弃，哪怕老人拥有健康的身体，一旦选择封闭都会令他们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而家的意义也就在这时便凸显出来：好的养老院既要进行物质上的服务，也必须进行精神服务。如何避免老人选择自我封闭便成为红日在照顾老人时的主要工作之一。

　　丁苗谈吐不急不缓，一看便知是位细致镇定的职业女性。如果你和这里和她一样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交流，那么，“抓住”一定会是在交谈中常会听到的词语。就像优秀的即兴室内乐演奏者会从乐器随性的碰撞中找到一个动机，再顺着这个动机把整个曲目从杂乱无章的音符中一下子拉拽而起，形成美妙的乐曲，“抓住”就是护理人员行使上帝之手的神奇时刻。只不过，他们要从中拉拽而出的不是乐曲，而是让老人的活下去的动力。

　　在红日，专注几乎是首要被强调的，一天工作开始时，所有护工都要把手机上交，他们必须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老人身上。“有可能你低头回一个微信，你都会错过一个细微而关键的细节。”丁苗说。捕捉到这些细节正是护理人员被反复训练的，比如老人眼神的走向——老人的眼神因为哪些事情表现出了细微的兴奋。这些吸引老人眼神的事物构建了他们继续热爱这个世界、活下去里最核心的吸引力。

　　就在半年前，孙洪林还是一个处在危险状态，极其孤僻的老人，“就坐在那里，有可能一开始会讲几句，有可能到最后会一句都不讲。人来的时候她都是没有表情的。”丁苗记得。那时她刚从家来到这里，一句话都不说，“你让她坐下，哦，坐下，你让她吃饭，哦，吃饭，你让她到哪里去洗澡，洗好还是坐在那里，不跟你讲话。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丁苗说。老人的眼神是护工们需要密切关注的，他们要捕捉到眼神表现出的哪怕最微小兴奋，刚来养老院时，孙洪林虽不说话，但还是被丁苗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她吃好坐在那里，但当你开始做事时，“她的眼睛在跟着你走，她看着你在做什么”，丁苗注意到。有一次，丁苗工作完，孙洪林忽然开口了，“你这个还没做好。”试图要去帮丁苗去做她还没做好的事。

　　这让丁苗很惊喜。很多老人陷入封闭状态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了，按丁苗的经验，孙洪林是那种非常需要被别人需要的老人。那次之后，丁苗会主动请教孙洪林很多事，让她多去帮助别人，她很快发现，“孙洪林是很热心的一个人”。当她开始对自己的儿子发号施令提要求，这就代表她又产生了活下去的动力。一位日本养老专家曾经来红日指导，丁苗把这个案例讲给了专家，“他说这应该是你们的护理让这个老人转变了。”丁苗记得。捕捉老人的兴奋，就是捕捉他们生的动力，如果老人表现出了兴奋，那么就代表着他们对某件事动念了。护工们要做的就是牢牢抓住这种动念。

　　“人类的智慧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希望与等待。”这是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名言，在老年人的世界里，这句话显得尤其有洞察力。

　　“老人的生命力都很强”，丁苗说，在她11年的护理生涯中，她观察到，不管表象如何，哪怕得了绝症，在内心深处，也从没有一个老人是真正愿意承认自己已经不行了，“只要他有一线希望，他都会相信”，丁苗说。塑造这种希望便成为一家好养老院在精神层面要努力做到的工作。

　　“是不是我很不好？”在给一位老太太擦身子时，丁苗听见她忽然问自己。

　　“没有，你现在蛮好的，比昨天还好了！”丁苗肯定地说。

　　“你不要骗我。”

　　“没骗你，是的！”回答的语气更笃定了。

　　老太太已经快100岁了，当时她下半身的浮肿已经蔓延到胸部，医生认为她不会再坚持太久。丁苗知道，她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差。“但我不会跟她说你现在的状态比之前不好。”她说。果然，听完丁苗的肯定回答，老太太相信了，“你劝她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她都是很配合你的。”最终，老太太活的远比医生的预计得长，100岁生日那天，院里所有领导一起去给她过生日，她笑得很开心，精神非常饱满。和所有优秀的养老从业者一样，丁苗明白希望的意义，一旦让老人坚持活下去的动念被找到，生命经常会创造奇迹。

　　“并不像医生说的，今天宣布不行了，就只剩下一个月、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这种情况很少，（多数）还能拖很长时间。”她说。在这种动念和希望下，很多医生宣告的死亡倒计时就像一种根本不了解意志秘密的死板计算。

　　除了被他人需要，在红日工作人总结的经验之中，群体面前表演欲的满足也会为老人带来巨大精神愉悦。

　　红日会频繁为老人组织演出，“在舞台上有吹口琴的，有拉二胡的”，丁苗回忆道。在这些小组活动中，往往是工作人员发现老人兴奋点的关键时刻。在活动进行时，工作人员会一直坐在老人中间，默默观察。有一些不好意思上台的老人观看演奏时会突然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怎么怎么样”。工作人员这时就会明白他有表演欲，会给他乐器，鼓励他上台表演。一开始老人会很拘谨，但到了后来，“他还要自己把衣服穿好、把普通话说好，尽管已经行动不便了，他还是很顾及自己的形象。”丁苗说，“我们给他一个鼓励，他就开心得很。”

　　这种能把老人从致命封闭空间中解脱出来、让他们继续产生生的意志的希望多数来源于一种群体性。作为一种群居动物，基于群体性产生的美好仍是激励人类善待自己、延续生命的重要动力。红日对于人处于极端状态的研究，很好的提醒了我们：在人遭遇诸如疾病、衰老、自我放弃等众多绝境时，基于人类群体性这一本能产生的良好互动和情感，会生成巨大的帮助。它能让老人脱离封闭状态，重新恢复对人间的渴望、提高精神质量的重要手段都与激发出他们意识中的某种群体性相关，与人和人之间的良性关系密不可分。

　　而与之相反，糟糕的群体关系对老人的伤害是致命性的，这其中最具破坏性的就是来自至亲的纠纷。

　　李彩霞是红日南京分院一个护理组的副组长。刚迈进养老院大门，她就会和家属强调千万不要把财产纠纷和家人矛盾告诉老人，必须让他们尽量远离这些烦恼，因为这些负面影响会让他们的悉心照顾前功尽弃。很多老人一听到这些负面消息，都会消沉很久，进入长期失眠状态，精神负担极重。在处理负面情绪这方面，丁苗非常欣赏一位老人表现出的态度，“他明确地告诉子女，‘我抚养你们长大已经对你们仁至义尽了，至于怎么分配财产，你们无权干预’。”丁苗说，她在这当中看到一种超然。

　　养老院的空间设计也充分考虑到了老人的身心活动。能触发大量、多种人际关系发生的的公共空间设计被证明非常重要。在南京“红日”，老人们房间外的露台是打通的，出门便是巨大的共享大厅，在此之外，还设有一个巨大的公共露台。但在一个设计师朋友看来，除了房间外打通的露台，如果将这些公共空间设计成半开放式的就会更好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由于中国老人大多比较羞涩，所以护理人员需要施加大量的人为干预，令老人们半推半就地参与到他们希望融入的群体中。而一个良性、有机的半封闭公共空间则能替代很大量人为干预，自动发酵出人和人的关系，促成互动。

　　《交往与空间》是丹麦建筑师杨·盖尔的著作，在这本被《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布斯盛赞为“睿智、完美并极富启发”的书中，杨·盖尔在书中提到过一个位于荷兰住宅项目，被很多设计师看作是完美半封闭公共空间的范本。这栋住宅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将一楼院子的墙只设计为半人高，这样墙内的人在喝下午茶时就有了非常大的自主性，他既可以专注在自己院内的朋友们身上，也可以在心情好的时候，轻松地和路过的人交谈。在这种半封闭空间中他有了足够的主导性。这种带有自主性的公共空间在中国人的居住空间里便显得更加重要。

　　在养老院或一些社区的活动室里，如果采用这种只有半人高，而不是完全封闭起来的墙进行区域划分，那么，这个空间就会变成既非完全封闭、却又需要通过推门才能进入的空间——因为推门而入就必然意味着主动加入，因为害怕被拒绝，这就会引发某些人的羞涩；同时，这个空间也不是完全开放，完全开放意味着一进去就被告知是要和别人社交的，要表现出在社交场所的礼仪，这会给很多人带来心理负担。

　　相较两者，半人高的墙营造出的半开半闭式公共空间赋予了一种更自在的日常社交：当你不需要走进它的时候，由于墙的遮挡，你装作视而不见直接路过也无所谓，而不必像走进一个全开放公共空间那样，不打招呼会显得很不礼貌；但如果你想加入，你又可以装作恰好路过；在状态好或契机恰当时，自然地同里面的人开始一个话题，顺势攀谈交流，最终走入其中；即便话不投机，也无需感到尴尬，直接离开即可，因为这本来就是随机聊起而不是你走进一个封闭的公共空间刻意制造的一场交谈。人们会认定你一旦进来就是想去融入，如果想融入却没融入成功，会让很多人在做这件事前就会产生巨大心理压力，最终不了了之。因此，半封闭公共空间在促成人际交往上是最有效的，当空间赋予了人进退自如的自主权后，会更容易促进社交发生的几率。

　　公共空间中的人际关系既然对人的生命维持如此重要，那么是不是所有公共空间都有利于生命？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到底什么样的公共空间能更好的提升生命质量、愉悦程度，构成美好感？带着这个问题，我请教了位于上海双阳路的红日养老院总部负责临终关怀的孙女士。大部分养老院会按健康等级为老人安排房间，临终关怀房间最具终点感，因为那是即将辞世的老人最后的人间停驻处。

　　孙女士告诉我，人在接近终点时，通常普遍会有两种表现。作为临终关怀专业人士，这些表现是她判断老人生命状态，以及是否建议家属开始准备后事的关键信息。“如果他突然很想找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人，（那就）快了”，孙女士告诉我。

　　2013年11月，孙女士护理过一位老海军，这位老人有4个女儿，只有一个外孙不是女孩，“他就一直叫着那个名字”，孙女士说道。在此之前，这位老人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个孩子，“我也听不懂，我问老人他是你家什么人？他一直在找。”从他女儿那里，孙女士知道了答案，“那你快叫她带来看看”，按照经验，孙女士立刻判断这位老人快不行了。

　　“不要紧，阿姨”，他的女儿回答。

　　“如果他很想找哪个人，那可能说明他快要离世了，他舍不得”，孙女士告诉家属。

　　果真，看完孙子，老人十天后就去世了。“这个就是我们学出来的经验”，孙女士说。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那几天，林老先生突然开始不断提起他意识清醒时从没提到过的一个住处，“你可以带我回趟家吗？回海宁路那个家。”孙女士记得老先生这样问道。但当她问及老人的女儿时，女儿很吃惊，因为海宁路的“那个家”在20多年前就已经被拆迁了。

　　第二种表现和空间有关，很多老人临死前会突然想再回到曾经的住处看看，这个住处甚至是很多子女都已经遗忘的，很久远的住处。

　　但即便年代十分久远，老人却忽然很清晰地回忆起来，却忘记了现在的住处。“他就记得原来的那个家，新家他都记不得。你要是能带我回家一趟啊，我就开心了，他就这么讲。”孙女士说道。

　　后来问了老人的经历才知道，老人是十几岁就来上海闯荡的宁波人，“他做银器生意，打银饰、银项链。”孙女士说，海宁路是那时来上海做各类生意的宁波人的居住地。哪怕后来住进了条件更优越的小区，林老先生忘不了的还是当年的海宁路。对他而言，那里记取了一群背井离乡的同乡人在上海团结互助、相互关心的岁月，更是一段美好人间关系的发生地。在林老先生此后的人生当中，这样一种大家共同帮衬、朝同一个目标奋进的记忆再也没有出现过。在孙女士经验里，很多老人临终前最怀念的恰恰不是他们的事业曾多么成功的阶段，往往都是像林老先生的海宁路这种曾发生过的一段人和人相互关爱，没有任何利用、芥蒂的居住空间。这种居住空间中人际关系特质大多和金钱、利益无关，它整体是陪伴和岁月静好式的。除了在林老先生的同乡之间，一种无用、安宁、润物细无声的邻里也是这种关系最常诞生的地方。

　　“你有什么心愿？”